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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年前他们就用网络“聊天” 工作气派找对象占优势

2017-09-18 07:50

  大地震第二天余震时,贾锡刚正在上班。当时的电报堆积成山,用麻袋装着。人们从四面八方发来消息,只为问一句,“平安否?”四十年后,2017年6月15日,电报大楼营业厅正式宣布停业。电报已“死”,但电报人还“活着”。

  一份重要信息,要经过6个小时,才发送到对方手里,还得是大城市。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,但在三四十年前,每天都在发生。

  7点的钟声,敲开的黎明。电报大楼国际报务员贾锡刚上了一整夜的班,正快速敲击键盘,给大洋彼岸发送消息;三公里外的站,来往旅客陆续在邮局门口排起队伍,员也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;山西省太原市电信局的高丽娴,经过五年的战备训练与实战,已经可以在六七个工种间切换。

  6月20日,搬到长话大楼的电报业务窗口前,无人值班。泛黄的《标准电码本》躲在电脑屏幕支架后边,封面落了一层灰。

  “电报业务早就退出大众市场,之所以保留窗口,是因为没有公开宣布它的终结。”联通分公司的宣理唐柳明说。

  虽然电报业务还象征性地存在,但在的报道中,这几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。

  大嗓门、耳背、戴手表、不愿透露真名。直到今天,他们身上依然保留着电报人的痕迹。

  ▲6月27日,曾住在电报大楼对面西绒线胡同的居民,专门前往拍照留念。受访者供图

  上百台55式电传机正同时工作,键盘噼噼啪啪。打孔纸条被机器慢吞吞地吐出,滋滋声淹没在传送带发出的齿轮噪音里。成捆的电报从一楼营业大厅“发射”上来,像坐电梯一样,自动掉进四楼的接收筐,发出咚咚的声响。报务员不得不扯着嗓门对话。

  不知道的,以为走进了一家工厂车间24小时运转的传送带,把600平米的屋子分割成好几个区域,待处理的电报单源源不断地传送到报务员身边。

  1976年的3月1日,20岁的他骑着飞鸽自行车,到电报大楼正式报到。手上戴着父亲送他的西马牌全自动机械手表,金属表壳表带,带日历,不用上弦。

  “这个职业要求我们时间观念必须非常强,每一步操作都有时限。”在贾锡刚的印象中,大楼里到处都是钟表,但报务员为了方便掌握时间,基本人人都戴手表。

  传送带上的电报单,根据紧急程度,被贴上不同颜色的小条,对应不同的操作时限,从8分钟到90分钟不等。红条是加急,蓝条是政务,黄条最紧急,都是关乎人命安全的。

  “但如果是特别急的,就不能等传送带了,处理完要赶紧跑过去,递到下一个处理的人手里”。

  工作好,高,一层相当于别的楼好几层,还有中央空调。而且一说人家都知道,长安街边儿上有钟的那个大楼,气派。找对象也占优势,最起码过硬,工资也高,一个月41块5。最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电报,亚洲的1块多一个字,比如说一张电报100多字,我一天发100多份电报。当时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车就是100多块钱一辆,“我一天就制造100多辆自行车呀!”

  1958年9月30日,《日报》发了一条新闻:“我国电报通信网络的中心电报大楼,已经在昨天提前三个月宣告建成”。当天的新闻头条是,“西红柿亩产46581斤,冬瓜亩产73000斤”。

  ▲20世纪50年代,安装于电报大楼报房的挂钟。电报大楼室内挂钟与楼顶塔钟采用子母钟系统,实现各报房、机房时间始终与楼顶大钟保持同步。

  这座59年前建成的大楼,是建国初期城的一座标志性建筑。不仅是贾锡刚的记忆,也是整整三代人的记忆。

  住在大楼对面西绒线年出生,是一位知青。他从小在这里生活,上世纪90年代返城。

  “我们31中就在大楼正对面。有时候下课拖堂,就有同学喊:老师,电报大楼都敲钟了!”

  在冯小宇眼里,电报大楼的钟声比其他钟声更清亮。“早起敲钟的时候,我们就拿着脸盆、牙缸,准备梳洗。鸽子听见钟声,呼啦一大群就都飞起来了。”

  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。第二天余震时,贾锡刚正在上班。他记得,对面首都电影院楼顶旗杆左右晃得厉害,报房里没人动,都觉得倒不了,“我们大楼肯定结实。只是,这回电报该多了”。

  的确,当时的电报堆积成山,用麻袋装着。人们从四面八方发来消息,只为问一句,“平安否?”

  到了上世纪80年代,他从普通报务员晋升为值班长。夜班的值班长,又被称作“夜局长”,可以调度所有的电报线月,贾锡刚(左一)参加节目,和老同事一起讲述电报大楼背后的故事。受访者供图

  国际国内各城市之间往发电报,以及市内各区县之间传输,都要通过电报大楼中转。

  和报务员联系最多的,不是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,而是线另一端的报务员。彼此并不知道姓甚名谁,只知道代号,用电码来传输讯息。“早上好,我是446,现在开始。”一串电码发过去,这是李建云最常用的打招呼形式,对方也用电码回复,“好的,我准备收报。”

  李建云是贾锡刚的同事,在电报大楼工作了将近30年。他的代号是446,“李”的电码是2621,这些数字李建云脱口而出。

  ZCZC表示一段电文的开始,NNNN表示结束。这是报务员之间才能听懂的暗语。但在他们看来,这都属于“明码”,还有很多他们也不懂的“暗码”。比如,水文电报中经常出现“乱码”,只有防汛指挥部的人才能看懂。

  李建云记得,老百姓之间也有用暗语的,比如“21日到京,百花开”。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,就原封不动地传过去。

  “报务员之间有配合默契的,每次一发代号就知道了,哦,今天又是他值机。”贾锡刚说,“40年前,我们就用网络聊天了。”他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儿,有的一辈子也没见过面。

  自上世纪70年代起,民用电报的收发主要是通过电传机。每个汉字对应4个数字号码,以电报的方式传输摩尔斯电码。报务员通过敲击数字和字母键盘就可以操作。

  “一说发电报,好多人以为是抗日神剧里的的达的那种。那是无线,通过人工敲击手键发送信号,除了军队或者应急通信,很少用了。”贾锡刚解释道。

  但也有能记住一辈子的电报。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,贾锡刚经手了发往的唁电。

  “这是已经登出来了,我才能跟你说。”按纪律,报务员通过电报得知的消息,就算再重大,也得当不知道,不能跟任何人提起。

  贾锡刚觉得这份发往的电报十分珍贵,记录了国的历史,报底应该保留下来。但按照保密守则,所有的报底,过保存期后,都要被。这封也不例外。

  有一次他去做节目,主持人提出,在节目现场发一份电报,贾锡刚了。

  “电报内容无论事大事小,都属于隐私,不能给第二个人看。公开的形式,是不符合要求的。”

  “13日到,21次,接。”一封从站邮局发出的电报,要经过六个人的传输与核实,才能到达电报大楼,再从电报大楼发往目的地,这个中转程序要求在90分钟内完成。大城市之间,普通电报6个小时送到,加急电报4小时。

  在站邮局报务员记忆里,电报内容填在小方格里,从营业窗口递进来。小方格一行十个,营业员眼睛一扫,几行几个字,算好钱,给它盖上第一个编号。经过第一重审核之后,就交到她手里。

  ▲1990年3月5日,所在的站邮电局,门口举办“学雷锋迎亚运”活动。

  说的认孔,指的是电传机上,摩尔斯电码以“小孔”的形式被记录在一个纸条上,不同组合的孔眼对应不同字符。员每人每天处理的电报是200张左右,一个班次的工作时间是7小时。也就是说,平均2分钟就要发一张电报。

  “本来病重,写成父母去世了。人来了一看,哟,没去世,吓一跳。”李建云说,这属于极为罕见的情况。相比所在的支局,电报大楼对差错的要求更加严格,一点小错就扣金。

  从支局发出的电报,电报大楼的接收员要用电码回应“收到”,才算完成流程。如果发现错误,会在电传机上通知,“你错了啊,赶紧改了”。

  19岁参加工作,最开始是邮递员。她分析是因为胖,分配工作的人一看,“得,你肯定有劲儿,先干收包裹去吧”。

  “当时就有心了。心想:都是小姑娘,人家小巧玲珑的,大眼忽闪的,坐办公室里面,玩儿那两张纸,多轻省啊。”

  ▲曾经使用的电码本,1983年出版,人民邮电出版社,定价0.6元。黄孝光摄

  “就跟赌气似的,让你们看看,我也行。后来真干了才发现,这世界上哪儿有轻松的事儿啊?”说着自己也笑起来,“不过也不后悔,还多学了一门技术呢。”

  她记得,当时发电报,一个字3分5厘,加急资费加倍。“5分钱,可以坐6站市区公交车。冬储大白菜,3分钱一斤。”知青冯小宇回探亲,返乡至少带6个包,每次都要发电报让人接站,“电报很贵的。别看正事儿没几个字,但双方姓名地址,加一起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个字。”

  站邮局,业务量最大的时候,所在的电信组有77人,分成三个班次。每天一5000多张电报。

  “三个员。从早上7点半盯到9点半,基本上把第一拨电报轰出去了,赶紧歇10分钟,上厕所,跑着去。等到10点钟,又来一堆。大家就光听那机器瓜啦瓜啦瓜啦中午吃完饭,又跟上了弦似的,打到2点半。下班前还得整理、复核一下发过的报,这时候下一班的人也来了,一块儿再侃会儿大山,侃到3点钟,走人。”这种状况,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。

  1986年4月,电报局自动转报系统投产。通信电信博物馆的一份资料显示:“转报效率由平均每份电报需30分钟缩短到3分钟左右。”

  “当时不需要人工分发了,人员一下子从300多减到十几个,和其他部门逐渐合并。”很多老同事转行,她了下来,到太原钟鼓楼街邮电局继续做营业员。

  1971年4月,刚参加工作的高丽娴15岁,是太原电信局第一批徒工。电信局那时属于军管单位,和贾锡刚、不同,她学的是无线。在她的语言中,“达的的的达”(--)的声音,提示一段电文的开始,“的达的达的”(.-.-.)则象征电文的结束。

  时,手键的弹簧被调到最硬,使劲敲才能够着触点。高丽娴跪着,时间一长,中指反复流血、化脓、风干,最终长出了厚厚的肉垫。

  集训结束时,40个同批徒工淘汰得剩下10个,高丽娴拿了唯一一个全优。她被分配到太原电信局电报科战备台工作,后来做过几乎所有工种。

  上世纪90年代的电报,更多作为一种礼仪。生日贺电玫瑰色,结婚贺电大红色,祝寿贺电,唁电灰色等等。人们在生命中重要的时刻彼此发送祝福与问候。

 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,很多人陆续离开电报业。有的转做通信技术维修,有的转到邮政业务,有的负责行政后勤保障。

  贾锡刚变成了老贾。离开报务员岗位后,他卖过通讯器材,后来在网上开了视频栏目。他与电报渐行渐远,但只要有关于电报的宣传,他都抽出时间,讲述其中的故事。

  ▲当年从上剪下来的诗词《沁园春雪》。新京报记者陶若谷摄

  “那天简直是,哭得稀里哗啦的,临走有点舍不得了。最开始觉得电信(电报属于电信)好,从邮政转电信,后来实在没辙,没有电报业务了,又转回邮政。”退休那天,她穿着绿色的工作服,竖条纹的衣服,墨绿色裤子。她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多少套工作服,最开始布的,后来的卡、的确良,从绿色变成土、灰色,最后又恢复成绿色。

  的耳朵不好使。采访过程中,她不停在问,“你说什么?”这些年,她一直耳鸣,经常听不清。她还认识三个老同事,有同样的毛病。

  “当年报房里音量绝对超过84分贝了。干我们这一行的,说话都跟嚷嚷似的。”

  2017年6月15日,电报大楼不再对外营业。网友“大摄天下的blog”在微博留言:“一个曾经发个电报都要排队的时代结束了,信息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加快了世界的步伐,历史的必然!”

  在手机上敲下41个字,不过20秒钟,就可以感慨一个时代的结束。对高丽娴来说,电报的还没有结束。

  “电报存在了100多年。由于它的出现,时间不再漫长,空间不再狭窄。历史必须要让后人知道,一种技艺,一种人类的语言需要传承。”

  2011年,退休后的高丽娴申请了无线电呼号,曾经的专业电报人变成“业余无线电爱好者”。两年后,她加入山西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,向青少年推广无线电运动。

  ▲2017年4月,高丽娴在中国流动科技馆展厅中,给学生演示无线电。受访者供图

  “尤其地震时,基站塌了,手机打不了电话。但无线电,一根天线甩到一定高度,有块电池就可以工作。甲乙丙丁都能收到你的信号。”情感上,她也不掩饰自己的失落与不舍。

  “毕竟这是一个特殊的专业,我们从年轻时付出过那么多的精力和美好的青春。我割舍不下我的手键。”

  她的手键像一把琴,触点比头发丝还细,轻轻一碰,便可弹奏出“的的达的”的独特韵律。

  高丽娴不互联网,整天泡在微信和QQ上,联系无线电协会的各项活动。几次采访,都因临时有事顺延,她感到十分抱歉,给记者发来一段文字:“电报讲求迅速、准确,电报人守时、守信。我这次失信了。”句末跟一个抱拳的表情。

  在她看来,报务员很容易接受新的通信方式,键盘输入是习以为常的动作,并且对数字及汉字转换很熟悉,从心理上没有障碍。

  高丽娴说,老百姓发电报一定经过认真考虑或必要才发的。单位也是如此,一般情况很少发出后取消。如果必须取消,要去营业柜台缴费,以公务电报的形式在传输过程中拦截。如果收报人已经收到,要发公务电报通知收报人,此电报由人注销。

  电报大楼营业大厅,如今空无一人。草的砖墙如故,钟声准时响起。它似乎是一个隐喻:即使新时代一个接一个到来,光阴的指针就在那里,提醒来往的人们,明天终将成为昨天。